今天（9月30日），《人民日报》推出任仲平文章《光明之路 正义之路——写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文章提到广东东莞地标建筑亮灯致敬平凡善良的劳动者，“一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往往蕴藏在细节之中。”

改革开放46年以来，有超过2亿人在东莞工作过、建设过、奋斗过、圆梦过。东莞，是一座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

行程万里，人民至上

我们共同致敬“2亿分之一”创造的东莞奇迹

01

什么是东莞奇迹？

1978年，东莞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边陲小县，生产总值6.11亿元，占全国的0.16%，经济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几乎没有现代工业。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到2008年全市生产总值3803.6亿元，是1978年的623倍，占全国的比例提升至1.3%，占广东超过10%。三十年间，东莞GDP以平均每年23.9%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约10%）和广东（约19%），迅速从全国2000多个农业县中脱颖而出，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单从经济体量增幅来看，东莞可能是改革开放这棵大树结下的第二大果实。东莞三十年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建县以来的1600多年的总和还要多。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东莞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普遍改善和提高。

从人均收入来看，1978年，东莞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149元，2008年，东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27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28元，分别是1978年的203倍和83倍。

从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来看，1978年为5409万元，2008年为2638.04亿元，为1978年的4877倍。

从人均GDP来看，1984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早在1987年，东莞人均GDP就达到865美元。权威部门起草的《东莞之路——我国沿海农村通过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一条现实道路》报告指出，到1992年，东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269元，提前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国城市前20名行列。

▲1988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

据《人民日报》报道，“1978年刚改革开放时，‘左’的影响仍然严重存在，有一位港商到东莞谢岗镇，要租用当时公社礼堂办毛纺厂，公社干部说‘这是唯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只答应给赶集用的一个大棚。”

东莞开始搞“三来一补”时，所谓“沙滩论”“冲击论”“低级论”对干部、群众影响甚大。为此，东莞干部利用一些生动的事实反复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坚定不移地加快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太平手袋厂陈列馆（图源：东莞文旅）

三十年后，东莞人的思想获得极大的解放。

对于各种经济现象，不会再从“姓社”“姓资”的角度加以评论，而是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作为评价标准。

对于引进外资、外力，不会再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认为外资、外力赚钱，我们也赚钱，害怕别人来赚钱，只会导致我们自己也赚不到钱。

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虽然改革开放后收入差距有所拉大，但很多人认为，只要凭本事赚来的钱，别人就不应眼红，眼红你也可以干，机会有的是。

对于就业观念，东莞人选择就业很早就不是盯着体制内或少数单位，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去选择，“官本位”的思想已经淡化。

总的来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天下先成为东莞人的共识，海纳百川、厚德务实成为东莞的城市精神。

三十年的发展，使东莞的面貌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致富、求知蔚然成风，各类人才大量涌现，党组织的威望很高，东莞奇迹也形成了“东莞经验”。据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东莞历史大事记》记载，1978年至2008年，到东莞调研指导工作的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领导有72人次，平均每年2.3人次，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有21个派代表团到东莞考察，市级考察团则数不胜数，东莞总能表现出一种开拓者的胸怀，热情接待，使各方朋友满意而归。

02

东莞奇迹

为什么会创造出来？

▲东莞市中心（翟嘉欣 摄）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

在东莞前进的轨迹中，全市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始终是耀眼的亮点。30年来，东莞市基层党组织坚定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党员中涌现出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带领群众致富的先进人物，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比如，《人民日报》曾报道大朗镇农民党员叶钦海带领全家上山开发坡地200多亩，改良荔枝栽培方法，种植的“妃子笑”荔枝亩产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1985年，谷牧同志到东莞视察时，专门到他的果场参观。由于东莞党组织在领导经济发展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党的组织充满活力，表现为三个方面。

面对风险：敢担责任敢于拍板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一些“左”的质疑，东莞县委提出的办法是：

结果就这么一试，经济获得发展，群众得到实惠。《三联生活周刊》曾经报道过一个故事，90年代，东莞引进芬兰诺基亚的时候，为了尽快获得批准，按“来料加工”申报，承诺手机不在国内销售，但对诺基亚的承诺却是进入中国市场。项目第一期设备投入6000万，如果没办法在国内销售，这些设备也将无用。有风险，做不做？时任市委主要领导考虑了一会，决定做。

“我们不能只搞三来一补，好项目当然做合资。”

“我想我们做出来，中央总会给一点国内市场吧。如果实在不批，这6000万就丢在那里了，以东莞的财力也扛得起。”

最终诺基亚公司成功落户东莞，国家部委还增批了生产指标，经过几年发展，为东莞培育出完整的手机产业链，为后来引进培育华为、OPPO、vivo等“三部手机”奠定了基础。引进诺基亚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东莞领导干部宁肯自己担风险、担责任，也要为东莞发展尽全力，为东莞百姓谋福利的政治担当和政治魄力。

面对困难：敢于善于发动群众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工业需要“第一桶金”。东莞党组织积极开展海外统战工作，发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建设。1979年发出《关于受理华侨、中国血统外籍华人、港澳同胞捐赠情况的通报》，是年，东莞华侨、港澳同胞向家乡捐赠汽车455辆，化肥2236吨，以及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拖拉机、钢材一批，捐赠的汽车甚至占到全县汽车保有量的45.7%。此后，东莞又创新捐赠方法，改单纯捐赠为慈善公益为主，满足商人树立社会形象和声誉的需要，实现双赢。1987年，华侨、港澳同胞捐款上千万港币支持东莞理工学院建设，香港乡亲方树泉捐资460万港币兴建厚街方树泉医院。

为了建设高埗大桥，高埗公社党委号召凡是喝高埗水的男女老少，每人集资10元钱，共筹2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在遇到资金等困难的时候，东莞干部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信任群众，敢于发动群众，争取群众支持。广大群众特别是东莞的普通老百姓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响应党的号召，也充分说明东莞党组织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强大的号召力。

面对形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东莞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比如，人口规模出现史无前例的爆炸，与港澳台的交流日益频繁，群众的思想更加开放、活跃和创新。在这种形势下，东莞始终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员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2001年，上级调研组到东莞调研，称赞“东莞堪称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成功典范。”2006年，东莞成为全国23个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单位之一。

在改革开放中，东莞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创造公平安定的发展环境，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东莞改革开放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始终不放弃发展集体经济，把公有制经济放在主体位置。《人民日报》曾报道，在改革开放早期，东莞有的农村曾把集体企业“一脚踢”给私人承包，集体变成“空壳”，虽然使少数人富起来了，但不能带动大多数人富裕。

此后，东莞坚持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格局中保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既积极发展私营经济，又不削弱全民、集体所有制主导地位。1989年，东莞农村集体经济总资产不足20亿元，到2007年，东莞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总资产已达到1088.6亿元，约占全省的1/3。长安、清溪、虎门、厚街四个镇在200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十强乡镇”。东莞发达的集体经济、公有经济，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对全市经济发展起到了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

注重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东莞能走上富裕之路，不仅在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改革公有制经济结构，使其发挥主体作用。集体经济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房屋、劳动力、工具、原材料、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总和。在改革开放前，集体经济强调纯之又纯，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后，东莞各农村集体通过横向联合，引入多种经济成分，组建联合社、合作社，把集体生产要素灵活投放于市场经济运行中，兴建厂房、通路通话、改善投资环境，给集体经济带来了活力。比如，中堂镇潢涌村自己办企业，从兴办砖厂、水泥厂起步，再到发展造纸业、兴建高端产业园，集体经济实现多元化发展，集体资产将突破100亿元。通过增强集体经济活力，提高了集体经济质量，增强了可持续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无论国际形势、经济环境如何变化，东莞集体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增长。

注重维护经济公平和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体现。在改革开放中，东莞不但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而且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在承认差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积极往共同富裕的目标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引进“三来一补”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农民农忙下田、农闲进厂的情况非常普遍，后来又不断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创汇农业，为不愿意或不方便进厂的农民打开农业致富的大门，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广泛吸引外来务工者，提供平等的就业和致富机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贫富差距不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而贫富差距过大则不利于社会稳定。东莞干部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调剂功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缩小城乡差距。发展镇街交通、通讯、商贸、文化、教育、卫生条件，打造虎门、长安、厚街、南城、塘厦等一批工商发达、城建繁华的工业卫星镇街，很多农民比市民生活更富裕。

消除绝对贫困。1990年至1992年，市财政贴息贷款7000万元，帮扶8个贫困镇的144个管理区。从2003年开始，连续5年对11个经济欠发达镇发放55亿元的贴息贷款，用于建设扶贫工业园。到2005年，全市28个镇全部进入全国千强镇行列，没有了绝对意义上的贫困镇。

帮扶困难群众。很早就建立并多次提高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向一线城市看齐。2008年，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400元/每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143.7元、农村82.3元）。市政府还向困难群众发放“千元红包”，被评为“2008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民生决策”。

通过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使社会更加和谐。2000年，成为全国首个建立全市统筹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地级市，社会保障制度由过去主要面向城镇向覆盖城乡转变。2004年，将全市108万农民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实现户籍人口医疗保险全覆盖。2005年，出台政策规定困难群众可以享受住房保障。在全国率先实施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向所有外来儿童免费提供国际免疫规划疫苗。2007年，市政府宣布为外来务工人员做好“10件实事”，包括：成立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建设10所新莞人子女学校，建设新莞人廉租公寓等。持续不断地发展公益事业，增强了东莞的社会凝聚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在改革开放中，东莞通过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了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既办成了发展“三来一补”、建设松山湖园区和城市中心区、引进孵化“三部手机”这样的大事，又构建了本外地人之间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利益格局，从根本上减少了社会矛盾，2000年前后，内地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但拥有来自五湖四海上千万人的东莞，却鲜有发生类似事件，多次蝉联全国平安建设最高荣誉“长安杯”。

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同志说过：“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东莞群众对于这句话有切身体会。1978年，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地区农民人均年收入达13000多港币，而东莞农民年收入仅149元，相当于香港的1.1%，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八分钱”的顺口溜，意思是花8分钱寄一封信到香港，请香港亲戚汇一笔款回来就比干一年的收入还要多。两地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群众没有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中看到社会主义好在哪里，“逃港”屡禁不止。据《人民日报》报道，东莞某镇1978年和1979年，偷渡去香港的有4000多人，荒芜土地5000多亩，当地流传一句话“青年走光、田地丢荒、干部难当、老人惊慌”。

在困难的形势下，东莞干部认识到，“社会主义好”不是喊出来、唱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1978年12月，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作了《解放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我县工农业发展步伐》的动员报告，大家牢牢认定一条，只有按经济规律办事，坚持发展生产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在改革开放中，东莞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生产力的实践中，不管风风雨雨、艰难曲折，朝思暮想地就是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富足。

《人民日报》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黄江镇农民杨德良，曾经三次偷渡香港，都未能成功，留下来承包了十亩荔枝、十亩柑橘，开了八亩鱼塘，1987年收入2.3万元，盖了两栋新楼房。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只知道香港生活好，其实，东莞山沟照样有黄金找。”

事实证明，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让群众生活得更好，这才是东莞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相反，古今中外很多改革虽然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恢弘的想象力，但因为不以发展生产力为切入口，很多都归于失败的结局。

坚持实事求是

创造性地贯彻政策、用好资源

改革开放前30年，东莞发展经济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借船出海、造船出海和创新突围，三个阶段体现出同一个特征，就是创造性贯彻党的政策，用好各类资源优势。

第一阶段：借船出海

改革开放前，东莞已经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急需创造新的就业门路。发展现代工业，成了几乎唯一的选择。但当时东莞发展工业，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人才，特别是管理人才，碰到很大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东莞干部及时抓住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发生新变化所提供的有利机遇，把东莞人口资源的优势与外资外贸的需要结合起来，搞“借船出海”模式，借“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这条船，到外向型经济的大海中劈波斩浪。最早没有钱建厂房，就利用农村三堂（祠堂、礼堂、食堂），逐步积累资金，再建标准化厂房。

1978年7月，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比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还要早4个月。工厂第一年就获得加工费100万元人民币，创汇60万港币。“借船出海”一经实行就展现出很强的生命力，“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1983年，东莞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协议2021宗，7.11亿美元。至1987年，东莞有“三来一补”企业2500多家，遍布80%以上的农村，来料加工的工缴费收入达1.07亿美元，占全省工缴费收入的39.6%，人均创汇214美元，居全国县级单位之首。小岗村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序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东莞引进三来一补则把一个农业县带入了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打开了通过赚取外汇推动国家富强的大门。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迫切需要外汇，谷牧副总理在《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只有出口更多商品，取得更多外汇，才能引进更多技术设备。”东莞通过发展“三来一补”为国创汇，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87年4月，广东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成果展览会在北京举行，赵紫阳等中央领导人参观了东莞展馆，并签字留念。1988年，全国对外加工装配工作会议在东莞召开，国务院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位代表参观了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

回头来看，“借船出海”风险小、收益快，之所以能够实现，不仅因为东莞干部具有恢弘想象力，而且善于根据中央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充分用好各类资源、优势。

用好人力优势：东莞改革开放前是农业大县，每年稳定向国家上交粮食4亿多斤，全县人口超过100万，是人口最多的县之一。东莞把规模庞大、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与现代工业结合起来，既快速发展了工业，还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来莞就业。到1987年，已经有30多万内地青年到东莞就业。太平手袋厂成立两年后，镇上已经招不到人了，工厂老板赶紧前往江西一个县，找当地劳动部门合作，该县培训了200多名当地农民工后，用几辆大巴拉到东莞，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农民工。东莞在推动农民向工人转型的过程中，保留了相当规模的集体经济，使本地农民很多都有了至少两份收入，一份是工厂务工收入，另一份是集体分红或自有出租屋租金的收入，生活上有了基本保障，避免出现欧美国家早期发展工业出现“羊吃人”的悲剧。

用好人缘优势：东莞有几十万港澳乡亲和海外华侨，大量莞籍商人既有建设家乡的热情，又有向内地转移产业、提升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东莞干部顺应这种形势，积极做好统战工作，调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援家乡建设的热情。

鼓励和吸引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捐赠，支持家乡建设。发展公益事业，扩大捐赠范围，覆盖教育、卫生、体育、工业、交通等多个领域。

1984年，东莞县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外商投资十项优惠待遇。早期主要是吸引“三来一补”投资，因为“三来一补”简单易于操作，适合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并且一时东莞也拿不出很多钱与外商搞合资。经过几年的积累后，东莞开始与外商搞合作、合资，比如，1989年，长安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东莞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与香港福田实业（集团）公司合资经营福安纺织印染公司，投资10亿多港币。1978年至2007年，东莞签订利用外资合同37376宗，实际利用外资341.5亿美元，年均增长43.1%。外资企业为东莞注入大量资金，培养众多人才，提供无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让东莞制造启航。

华侨、港澳同胞为东莞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东莞也积极落实侨务政策，保护侨民、同胞的切身利益。1985年，东莞印发《关于加快落实华侨房屋政策意见》，要求在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收、征收的华侨房屋，一律退还给华侨房主。到1991年，东莞退还侨房已达98.39%。1996年，东莞市人大向98名港澳、海外侨胞和外来投资者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这些做法都维系了东莞与同胞、侨胞共同发展的精神纽带。

用好人心优势：广东在改革开放中拥有人缘、地缘优势的地方不少，比如，潮州、江门、梅州是著名的侨乡，惠东、番禺、南沙离香港不远，珠海、中山毗邻澳门等等。当时的形势，外资虽然多但也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快速吸引过来，将被其他地方吸引，从而失去发展先机。东莞干部以非凡的魄力，把全县群众动员到“争夺外资”中，县第五次党代会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口号，“市镇村组”四个轮子一起转，“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使“三来一补”变成广泛性和群众性的事业，采用“人盯人”的战术，迅速抢占了发展阵地。

比如，1979年，虎门镇龙眼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旭森得知一位村民在香港的两个弟弟有意回内地投资后，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带着村民到罗湖口岸接乡亲回乡考察，又到镇里找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问题，推动龙眼发具厂在村内的张氏宗祠开业。此后，许多港商主动找上门来，龙眼村又规划建设了工业区，高峰期引进外资企业140多家，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

用好地缘优势：一方面，不断加强与香港的联系。香港在70年代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有很多既熟悉西方，又熟悉内地的企业家。东莞用好毗邻香港的优势，以多种方式加强与香港的联系，很多东莞人到香港学习、工作或从事商贸活动，促进两地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长期向香港供应淡水，出口优质农产品，据《人民日报》报道，1985年，虎门镇仅向港澳出口蔬菜一项就创汇50万美元。随着两地交往越来越频繁，大量香港资金、技术、信息投入到东莞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坚持低调处事，高效做事。东莞地处岭南边陲，在改革开放前缺乏工业基础，受到的关注比较少，受到理论争议的影响比较小。东莞充分用好这种特殊的优势，在行动上大胆探索，在宣传上低调务实，关键时候拿出“出口创汇”的金字招牌争取政策支持，降低改革阻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引进外资、发展工业中，东莞把时间当金钱，把效率当生命，改变了很多外商乃至国人对改革开放前部门单位效率低下的刻板印象，老市长郑锦滔讲过一个故事：1991年，瑞士雀巢公司总裁经北京、广州转来东莞考察，东莞市政府专门租用了直升机在白云机场等候，对方一下飞机，就乘坐直升机到东莞雀巢公司门口，考察结束后，吃了一顿午饭，又直接乘坐快艇到香港离开。这个超高效率的接待，让雀巢总裁决定，将东莞公司产量从7000吨提高到1.4万吨，把生产线从1条增加到4条。

第二阶段：造船出海

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三来一补”是一个缜密理性的选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导致外贸依存度过高。1995年东莞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的433.8%，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强，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二是“牺牲环境”“依靠廉价劳动、土地”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随着人力成本逐年上升，土地资源愈加缺乏，东莞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持续下降，且牺牲环境的方式也不利于长远发展。外界来东莞参观的时候，常有人笑称东莞“满天星斗没有明月”。

谁不希望拥有一轮“明月”呢？

东莞干部转变思维，决心借助前期积累的资金、技术和设备，造自己的“船”，发展本土企业和拳头产品。

政府牵头办企业：对于市场前景看好，但投资大、建设难度和风险较高的项目，政府主动牵头，统筹人财物等资源办企业。80年代，彩色电视机已经开始在中国普及，但国内能够批量生产彩色显像管的企业很少。

为了抓住这个发展机遇，东莞决定上马彩色显像管项目，并参加国家举办的招标会，但当时不被看好，于是东莞提出来“自己干”的思路，由政府牵头，找到当时全国唯一能生产彩管的咸阳4400厂，说服厂长带20多个技术骨干来东莞创业，又到香港跑银行，争取到上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同时争取上级支持，于1988年在篁村周溪建设彩色显像管厂，两年后与日立公司签署协议，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产品供不应求。1994年至1996年，公司生产彩管552.3万只，销售收入47.26亿元，1997年，公司更名为“广东福地”后在深交所上市。政府牵头办企业虽然效果不错，但也遇到审批太严、时间太长等问题。

与龙头外资合作办企业：有选择地与头部外资企业合资合作，引进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政府风险。与芬兰诺基亚公司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芬兰诺基亚在1992年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量产GSM手机后，东莞敏锐发现其中蕴含巨大的市场潜力。于1994年开始与诺基亚公司磋商，凭借良好的基础设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优惠的政策，诺基亚决定投资东莞，成立“东莞诺基亚”。“东莞诺基亚”很快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手机整机生产基地，到2006年，累计出口超过70亿美元，纳税超过35亿人民币，成为东莞重要的纳税企业。2008年，温家宝总理到东莞考察时，专门视察了东莞诺基亚公司。

吸引国内企业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供更加灵活的政策支持，吸引有潜力的创新企业前来东莞创业发展。比如，90年代初，步步高系的创始人看中东莞良好的创业环境和高效的政府服务，带着核心团队来到东莞创业，成立了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很快在无绳电话、VCD和教育电子产品上实现快速发展，1999年、2000年两夺央视广告标王。

目前，步步高旗下的OPPO和vivo两家公司市值达到3530亿元，拥有全球领先的品牌、技术和人才。后来，东莞又从深圳引进华为终端总部，成为华为全球最大的园区之一。“三部手机”使东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手机之都”，高峰期全球每销售6台智能手机，就有一部产自东莞。全国每销售3台手机，就有一部产自东莞。一部智能手机里面90%的零部件都可以在东莞一个小时通勤圈内配齐。

“造船出海”使东莞有了自己的优质民营企业、民族企业，降低了对外资外贸的依赖。《东莞日报》曾报道，2000年，东莞有53家高新技术企业涌现八项世界第一，两项全国第一。在这个阶段，东莞主要探索了两点经验。

一是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

东莞人在实践中认识到，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发展内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营商环境。东莞坚持自上而下、“软硬兼施”，抓营商环境建设，增加吸引投资的比较优势。营商环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从企业数量中反映，1978年，东莞工业企业1290家，工业产值4.2亿元，到2008年，市场主体超过50万，工业企业达2.6万多家，工业总产值7222.38亿元，是1978年的1700多倍。

在打造“硬环境”方面，据《东莞二十年——对一个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现代化建设成功典型的考察》调研报告反映，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东莞投入交通、通信、电力、供水、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超过250亿元。到1997年，东莞通车2330公里，是全国公路密度最高的地区。1987年，东莞已有程控电话2万门，长途直拨用户达8756门，占全国直拨电话总量的20%，居全国首位。2000年，东莞成为全国第一个移动电话用户超百万的地级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完全指望国家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不现实。在建设高埗大桥过程中，东莞干部创造性地提出“集资建桥、收费还贷”的模式，充分调动群众手中的富余资金，在不依靠国家投入的前提下，快速建成了大桥，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大桥通车当年，国务院交通部就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这种方式。

在打造“软环境”方面，东莞把发展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渗透到政府工作中，不断提高办事效率，转变政府作风。在1978年就成立了“来料加工装配办公室”，从洽谈、签约、工商登记、报关到办理进口许可证，向外资提供“一条龙”管理和服务。1990年和1992年，又成立外商投资咨询服务中心和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东莞各级部门把服务好市场主体作为重中之重，发自内心地站在企业角度思考问题。据《人民日报》报道，有一次，厚街镇胸围制衣厂有一次因批量过大无法及时交货，外商面临罚款破产的危险，镇上及时和其他几家制衣厂协商，腾出人手加班加点帮助该厂赶任务，并请九龙海关适当推迟闭关时间，终于如期交货。外商感激之余，不但主动加大投资，而且又介绍一批港商前来办厂。东莞还大力发展会展业，促进信息、技术、产品交流合作，连续八年获得“中国最具竞争力会展城市”称号。

二是适应形势变化调整发展结构。

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三大产业之间、产业内部结构，提高城市整体经济质量和抗压能力。

改革开放后，农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这是一个大趋势，东莞也不例外。但东莞尽可能保留创汇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使农业做到小而精、小而优。从整体结构来看，1978年，东莞农业占比为44.6%，居于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到2008年，农业仅占0.3%，位居次要地位。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1978年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例为72：28，粮食生产占主导地位，到2008年，粮食和经济作物比例已经调整为2：98，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生产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东莞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持续向香港出口优质农产品，在农田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反而逐年增加，望牛墩镇望东村成为北京奥运会的蔬菜供应基地之一，东城街道周屋水稻生产基地、清溪镇铁场上围村，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美化了城市环境，提升了市民幸福指数。

东莞很早就开始开拓国内市场，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1988年市第七次党代会就提出“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的发展方向。2004年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又提出外源型经济和内源型经济要同步争先创优，把开拓国内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向。为了开拓国内市场，东莞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展会，在外省建立“东莞制造”品牌展销中心，培育跨境电商服务企业。因为东莞以出口创汇起家，商品质量有一定优势，在国内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开拓国内市场很快有了成效。一方面，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三大出口创汇城市的位置；另一方面，外贸依存度却不断下降，2008年的外贸依存度从最高峰的约400%下降为200%，经济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

改革开放早期，东莞企业以外资为主，外资中以港资为主，这是历史形成的。进入90年代，东莞干部意识到，增强城市整体竞争力，仅有港资还是不够的。正好另一个“小龙”中国台湾有大量资金要向外寻求出路。东莞虽然和台湾没有太多历史渊源，但主动向台资企业伸出手，出台专项优惠政策，打造台博会等平台，同时依靠前期形成的完整产业链，很快吸引了台资台企前来投资。到2008年，东莞的台资企业稳定在3400家以上，约占外商投资企业的1/3，形成了徐福记、潘朵拉、Wieson等知名品牌。通过大量引进台资企业，数万名台胞长期在东莞生活，东莞有了大陆第一所台商子弟学校、被誉为“天下第一台协”的东莞市台协、地标性建筑“台商大厦”等等，成了很多台商的“第二故乡”。通过发展台资，东莞在维系两岸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上也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此外，东莞还大力发展民营企业，1995年、1998年和2001年三次出台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设立“东莞民营企业家日”，公开表彰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连续多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东莞的民营企业不但在数量上早就超过外资、合资企业，占到全市企业总数的九成，而且质量也大幅提高，涌现了OPPO、vivo这样世界知名的品牌。2008年，东莞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203.34亿元，占全市GDP的32.5%，形成多元外资与民营企业并重的经济格局。

第三阶段：创新突围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东莞积累了相对雄厚的工业基础，但主要还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几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都有不少企业倒闭或撤离，连带引发工人失业、消费低迷等问题。东莞干部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廉价劳动力不可持续，土地优势难以复制，要从激烈的城市竞争中突围而出，必须也只有靠创新。从千禧年前后，东莞开始创新工业发展模式，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

强科技，排核心技术依赖之忧。

创新主要是发展科技。东莞市政府聘请了中科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刘盛纲教授为高级科学顾问，为全市发展科技事业谋篇布局。在松山湖建立科学城，布局全国首台、全球第四台散裂中子源、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一批科研平台。2004年建成首个博士后工作站——常平高宝绿色科技集团博士后工作站。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高企数量多年位居全省第一。

为了让科技人才心无旁骛地开展创新工作，东莞努力在生活服务、环境营造上功夫，发行优才卡，出台政策对重点科技企业高管、技能人才提供入户就医等绿色通道，连续多年举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对科技人才颁发现金奖励。突出事业留才、以才引才，从2006年开始，连续5年至少投入50亿元发展科技，对上市科技企业给予奖励。2008年，志成冠军集团公司专利——大容量不间断电源获得第十届中国专利金奖，实现东莞金奖零的突破。2023年、2024年，深耕东莞多年的华为公司研发新型芯片，推出新款手机，拉近了与西方头部企业的技术差距。

做品牌，补代工贴牌利薄之短。

过去东莞很多企业以代工贴牌为主，一些企业虽然规模很大，但始终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可替代性太强。比如，给阿迪、耐克代工的裕元鞋厂巅峰时期员工超过10万人，后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逐渐将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为了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东莞支持民营企业打造驰名商标、著名商标，摆脱“为人做嫁衣”对外国品牌的依赖。

2002年，金正公司的金正商标、步步高商标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东莞首次拥有了中国驰名商标。同年，还拥有了太阳神、七宝一丁、福地、津威、“song ying”等省级著名商标。2003年，东莞市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对步步高、金正数码、唯美陶瓷三个中国名牌产品各给予50万元奖励，对新虎威鞋厂、华润水泥厂两个国家免检产品各给予30万元奖励，对于东莞市轴承厂等15个省名牌产品各给予5万元奖励。至2007年，全市民营企业拥有9个中国驰名商标、14个中国民牌产品、近200个广东省著名商标和民牌产品。打造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增强了东莞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东莞制造的口碑和形象，在很多场合发挥了东莞城市名片的作用。

此外，东莞还打造一批制造业名镇，比如，虎门和大朗分别获得“中国女装名镇”和“中国羊毛衫名镇”称号，大岭山被授予“亚太地区最大家具生产基地”称号，进一步扩大了东莞制造的影响力。

办教育，克创新人才短缺之难。

东莞很早就意识到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三者必须同步抓。早在1986年，就开始筹办东莞理工学院，因为县级行政级别较低等原因，直到1992年学校才正式成立，又聘请杨振宁教授为名誉院长，推动学校升格本科，开设研究生专业。近年来，东莞又建设了大湾区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两所高水平高校。截至目前，已经拥有10所高校。

除了自主办高校以外，东莞还依托松山湖高科技产业密集的优势，建设了大学创新城，引进了清华创新中心、北大光电研究院等一批研究院，推动人才与产业、教育与科技更加紧密的结合。东莞有庞大的非户籍人口、产业工人，高层次人才、技能人才要留在东莞长期发展，子女读书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东莞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民办教育规模大、有特色，2002年，全市有民办教育校点602个，学生12.5万人，个别民办高中的升学率、重点高校录取率不在公办重点高中之下。

东莞的创新突围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产业转型有了实质性突破。2008年，《东莞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的做法与启示》调研报告肯定了东莞产业转型的成功经验。

以生产力机制改革为牵引

推动行政体制、城市形态、治理机制一体化改革

东莞以生产力发展带动生产力机制改革，再以生产力机制改革推动其他领域一体化改革，使改革既有动力，又有保障。特别是改变行政体制、城市形态、治理机制，对发展生产力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使东莞从外貌和内涵等多方面，从一个农业县发展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

改变行政体制

最大的改变是1988年东莞升格为地级市，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东莞的关心，体现了东莞干部的远见卓识、实事求是，是天时地利人和结合的产物。

为什么说东莞干部有远见卓识？根据当时的领导回忆，经过改革开放前十年的发展，东莞有了工业底子，但经济要更进一步，就要发展科技，发展科技要人才，要人才就要办教育，重点是办高等教育。而东莞作为一个县，没有资格办，虽然申请了建设东莞理工学院，但很难批下来，这时候就产生了由县升市的想法。另一方面，东莞干部很早就预见到，随着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迅猛发展，一定会遇到土地制约，夹在中间的东莞如果不尽快升格为地级市，则迟早被合并。而东莞当时已经形成“人盯人”吸引港资、发展卫星镇等一些有别于广深但成效显著的“土办法”，如果能够保留下来，对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也是一种贡献。

从事后来看，由县升市这一步棋是非常有远见的。1987年，同为“广东四小虎”的另一个县的经济体量与东莞差不多，后该县于2003年被合并，到2008年，该区的经济体量仅占东莞的40%左右。

为什么说东莞干部实事求是？1988年，东莞虽然升格为地级市，但并没有设立区县，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为什么这样？时任市委书记曾解释，“以前东莞和惠阳差不多，惠阳分出一个惠东县，又分出一个县级惠州市，最后还分出一个大亚湾开发区，结果同一块土地上，出现了4个县级领导班子，不直接生产财富，好比一块草地上，草再肥，也经不起4群牛来吃。”

东莞如果设立区县，除了领导班子，还要多出县级各部门，按当时的财力确实经不起这么多“牛”来吃。当时全国平均28人供养一个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广东为26人，东莞为68人。采取不设区县、市直管镇的方式，减轻了财政负担，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政府成本，更有利于招商引资，这个体制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改变城市形象

东莞脱胎于农村，到90年代基本实现工业化，但还没有实现城市化，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状况非常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择业就业更重视城市环境、生活品质。如果东莞不改变城市形象，不但有碍观瞻、不便管理，更会与年轻人的就业观、审美观相冲突。与年轻人背道而驰的城市很难有前途。

从2000年开始，东莞主动谋划更新城市形态。

一方面，建设城市中心区。包括市行政办事中心、会议大厦、玉兰大剧院、图书馆、展览馆等一批功能配套类建筑以及五环路、东江大道、东莞大道等一批交通设施，使东莞快速变成具有生态美、文化美的现代化中心城市。

另一方面，举全市之力建设松山湖产业园。2003年，时任市委书记指出，进入新世纪，放眼东莞的发展，最大亮点是园区经济。东莞举全市之力建设松山湖产业园，市委书记、市长分别担任松山湖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尽管征地拆迁等工作阻力很大，但干部群众忍住了暂时的阵痛，忍住了社会的非议，忍住了收入的减少，快速建成产业园。园区投入使用第一年就引进项目32个，引资10多亿美元，几年后更是承接了华为等大量深圳外溢的高科技产业。到2023年，松山湖园区已经和长安镇并驾齐驱，成为全市仅有的两个准千亿级经济体。

改变治理机制

最显著的一项改变是治摩。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东莞外来流动人口迅速增多，人口规模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10倍，社会治安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981年，县委扩大会议就提出来在7、8、9三个月，全县工作以整顿社会治安为中心。

后来每隔几年，市委市政府就要狠抓一下社会治安工作。到90年代中期，100多万辆摩托车在东莞街头穿梭，带来巨大的治安隐患，一些“飞车党”在从事“双抢”时猛踩油门发出的轰鸣声给很多市民留下心理创伤。社会治安的问题不主动解决，就会被迫解决，晚解决不如早解决。

为了迅速解决治安的问题，2006年，东莞启动治摩，市委市政府公开承诺“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否则市委市政府要向全市人民道歉”，此后开展了一大批整治行动，至当年底，异地号牌摩托车基本禁止，第二年进一步扩大治摩范围，市内摩托车大幅减少，社会治安有了立竿见影的好转。

2016年，全市涉摩托车交通事故及死亡人数占总量比例相比治摩前的2005年，分别下降28%和12.8%，飞车抢夺案件大幅减少，全市“双抢”案件占案件总量不足9%，比治摩前下降20多个百分点。

回顾东莞30年的改革历程，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可供今天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借鉴，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几条。

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社会长远地、整体地进步，要能预见10年以后的社会发展需要。

改革最好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为切入点。

改革的方向要明确，目标要具体，措施要简单明了。

改革的态度要坚决。

改革要争取使多数群众直接受益，要把受益者争取到改革中来。

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支持者、能够在关键位置发挥作用的执行者、忠于东莞发展的理论家和广泛的拥护者。

自下而上的改革更有生命力，也不容易发生“上热中温下冷”的问题。